读书分享丨加入本土文化，即可快马加鞭？——读《城市与城市文化》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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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工业时代，真正的城市才得以产生。城市人口的居住体验、生活方式、社会交往和权利关系开始有别于乡村。这种现代意义上的城市逐渐进入一种野蛮生长的繁荣时期。随着人口的集聚，不仅创造出更大的商品市场，也逐步构建出20世纪经济学大师科斯所说的“思想市场”。自此，城市主义、城市文化、城市更新开始变得重要起来。

澳大利亚城市问题研究专家、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文化产业与实践研究中心副主任德波拉·史蒂文森于2007年撰写了《Cities and Urban Cultures》一书，2015年8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李东航翻译的中文译本，定名为《城市与城市文化》。该书向读者引介了城市研究和城市文化两个多世纪以来的演变情况，理清这一系列借鉴了文化研究成果的城市理论。作者通过将各种城市理论与更广泛的城市研究传统相参照，探讨了一系列城市研究的重要命题。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有助于读者理解不同时期城市化的动力和目标，可以更为公允地看待对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新一轮城市化、城镇化进程及城市文化浪潮。

本书框架

本书内容

第一章阐明了城市与城市文化研究的历史与学术基础，以及不同研究方法之间隐含的观点对立。突出了纽约市作为经验中和想象中的城市，在建构人们对现代社会的体验方面发挥的中心作用。

第二章尝试对19世纪出现的工业城市的生活进行描述与阐释。这一章详细介绍了礼俗社会（gemeinschaft）和法理社会（gesellschaft）等观点和概念，认为城市生活（法理社会）是肤浅的、非人性的，而乡村生活（礼俗社会）则因其培育了积极、持久、密切的亲友关系而受到肯定。这一章还考察了与芝加哥大学相关的众多城市社会学家富有影响力的研究，他们首开先河地使用了民族志方法研究城市生活，并率先将定量分析应用在城市研究中。

第三章通过讨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和女权主义（Feminism）等不同研究视角所得出的理论性和实证性的研究成果，考察了分析城市与社会边缘群体之间关系的主要学术路径。一部分受文化研究影响的学者认为，城市与众多场所的紧密联系和城市本身提供了容忍差异的机会，更多地探讨了身份认同、差异和“微观现象”对于城市经验的重要性。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一个新的分裂的城市已经出现，它并非有利于实现多样性，鼓励人们更多地与陌生人接触。相反，城市中心的中上阶层积极地寻求对其生活环境的控制，与城市中的“他者”相隔离。

第四章进一步探讨了用文化研究的方法分析城市的理论基础。本章针对城市、城市主义及其意义的构建与协商三者之间关系的论述进行了评析。其一，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见解及其对符号语言学的运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只有将城市景观、建筑、纪念碑以及其他城市进行再现的众多方式概念化为一种文本之后，才有可能揭示出内嵌于其中的一系列文化价值。其二，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与巴特一道为众多从文化研究视角对城市及城市文化进行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他分析了艺术家的工作以及都市漫游者的游荡体验如何为后人了解城市提供了精准的素材。其三，米歇尔·托尔夫（Janet Wolff）提出了一种方法来分析人们如何通过数不胜数的个性化方式来应用城市空间，并以此来颠覆强势集团所倡导的意义与价值观。

第五章对作为理论的城市文化与作为生活体验的美学实践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作者提出：作为城市美化运动的重要标志，宽阔的林荫大道和纪念碑式的城市景观，既是政治、军事、性别和经济权威的直接产物，也在公开展示这些权威的空间的同时，为民众的接触和交往提供便利。作者还对现代主义建筑对城市形态和城市生活的巨大影响进行了讨论，包括设计“少就是多”（less is more）、“形式服从功能”（form should follow function）以及住宅是“生活机器”（machines for living）等核心概念。

第六章探讨了城市形象的再塑造和城市复兴工程（urban renewal projects），目的是在宜居性、生活方式和观光景点等方面与其他城市展开竞争。作者认为城市形象再塑造主要有两个趋势：其一，强调休闲与娱乐的开发方式，综合运用了主题建筑（thematic architecture）和“会展”式购物体验（“event” shopping experiences），目的是把废弃的城区变成娱乐与旅游中心，推动当地经济重振活力。其二，低调的文化规划（cultural planning）方式，将关注点集中于发展本土文化身份认同和创意城市这一观念。作者认为文化规划有助于促进公园、文化街区和市镇广场等内城公共集会空间的建设，对培养扎根本土的民主的公民意识同样至关重要。

第七章主要探讨了这样一个观点：在虚拟空间（cyberspace）里打造出“社群”（community）的新形势并实现集体身份认同（collective identity），经常是对当代城市生活的一种特定反应，并改变着城市的本质。这一章提出的很多观点忽视了新技术赖以发展的社会、政治和城市等大背景，没能与传统的城市研究的理论与发现相衔接。

第八章将本书的主题思想做了集中论述，着重指出了在分析和再现城市与城市文化方面的若干重要趋势。还讨论了城市在当代生活及其文化表达中的中心地位，并探讨了“超越城市主义”（beyond urbanism）的意涵所在。作者在最后指出了本书偏狭之处，由于东西方在人口学、社会与政治等方面具有截然不同的历史，令人吃惊的文化差异，再加上现有城市文化理论的局限性，使人很难在这样一本书中对非西方的城市及其生活进行更多深入的探讨。

综上，该书首次从社会学和文化理论的双重视角探究城市空间与生活方式，在不附加过多主观评判的基础上，尽可能展现了城市研究的宏大视角。该书的最大价值在于对多重研究视角的历史和沿革进行了详细的梳理，使读者较为清晰地看到了城市空间和城市文化的发展脉络。

  我国城市文化规划

中本土性的实现选择

城市是重要的身份表示，是发生政治与经济斗争的地点，同时也是创意与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的地方。中外研究者及实践者都意识到，在地文化与城市空间的有机结合是重振社群和经济活力的敲门砖，是重塑公民身份和文化规划的扬声器，是谋取全球城市网络中心位置的策动机。从制定国家战略到构建日常生活，明确了多层次、立体式文化空间的建设目标和实现路径。更重要的是，总结历史实践，充分认识到了文化本土性在城市场所营造、城市文化培育、城市更新建设、城市美化运动中的突出作用。

文化规划作为一种机制，将本土文化活动置于城市发展议程中，以便提升城市生活品质，改善人工环境构造。自1980年代以来，发展本土文化开始成为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城市与地区相关政策议程的中心，特别是在英国、澳大利亚、美国和加拿大，基于城市本土性的文化规划已经成为近些年来最为重要的本土文化政策创新。在我国，城市中文化规划的本土化介入现象屡见不鲜，城市建筑美感再现、特色小镇的打造、传统街区的复兴、文化综合体的兴起、旧厂房的再利用及节庆活动的推广等，均成为城市中文化规划的重点工作和实现目标。但是，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千篇一律的明清商业步行街，常常让游客忘记置身何地；城市中心广场定期开展的手工创意市集，产品往往来自千里之外的义乌小商品城；通过艺术推动的社区营造工程，往往被机械的理解为墙体彩绘传统故事，像这样对本土文化的生搬硬套并非个例。从文化元素的选择到城市空间的呈现，与周遭社会环境、群众生活方式、大众消费习惯都显得格格不入。所以，我们不禁要问：一旦加入本土文化，城市建设即可快马加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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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导向：深刻认识文化与空间的双重变奏

想要回答以上这个问题，首先要对文化和空间的关系再认识。提到城市、文化、空间，大家惯性地将研究载体设定为城市文化空间，并且在学术界基本认可了从物理空间尺度的角度进行城市文化空间的划分。最有代表性的是王承旭将城市文化空间分为四个层次：城市整体的文化意象、以文化分区为代表的城市内部宏观尺度的文化空间、以文化片区为代表的城市内部中观尺度的文化空间以及以文化设施为代表的城市内部微观尺度的文化空间。我并不否认这样分类的科学性以及在已有研究中的推动作用，但若从城市文化内生性的角度出发似乎更能够解释两者关系。

空间的文化

“文化导向的城市更新”这一概念本身的界定较为模糊，目前在已有的研究中，可以总结为以下两个不同的理论视角。其一，空间的文化：将文化导向的城市更新看做是赋予城市空间以文化内涵的实践行为。这种理论视角强调对既有空间进行空降式的文化设施嵌入，常用的方法包括修建音乐厅、艺术馆，安放艺术雕塑等，以此来提升一个区域的文化品位。其二，文化的空间：强调文化导向的城市更新的实质是将无形的文化具象化，并赋予其空间形态的政策过程，具体手段包括修建地方历史博物馆、打造城市节庆活动、复苏社区文化等。在进行文化规划的过程中，选择空间附载文化，还是文化凝聚成空间，都需要经过审慎的分析和柔性的介入。文化是复杂的、生动的、流逝的，而空间是单一的、冰冷的、固化的，想要在空间中留存、培育、传承在地文化，就必须将城市文化发展的动力因素考虑在内，将在地文化以满足人民需求、推动社会包容、提升经济活力的方式融入文化规划。

文化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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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主义本质：文化叙事和场景体验

的消费景观

城市文化研究中，与阐释城市景观和体验城市生活的过程紧密联系的、最为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就是城市漫游者，又称城市闲逛者。“漫游者”一词经马克思主义文化评论家瓦尔特·本雅明的作品而广为人知，他认为：“城市的意义可以界定为个人的记忆与体验和占据主导地位的意义与价值观念的历史建构之间的契合点。”也就是说，他认为漫游是一种阅读城市文本的方式。而恰恰是这种沉浸式的、不加评判的体验方式，给了本地文化被阅读、被解码、被符号化的环境。

巴黎拱廊桥

在城市中最典型的城市本土文化体验案例要数消费景观的迭代。城市空间中促进消费升级、营造在地体验的场景从巴黎的拱廊桥（被称为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现代城市空间）、百货公司，逐步过渡到文化商业综合体、文创市集。本土文化和城市空间的关系从1822年发展至今，经过了近200年的摸索和碰撞，找到了体验行为与城市价值之间独特的连接方式——从空间到场所。依文集团推出的体验式展卖“深山集市”就是基于本土文化进行场所营造的标杆。以“商品故事同在”、“见人见物”为特色的深山集市，联合全球购物中心，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进行展卖。不同于一般的文创市集中观赏——了解——购买的行为路径，深山集市设置了“蓝色魔法花园”“刺梨花海”“幸福的小侧脸儿”“隐藏地图”等体验区。每一位消费者不仅可以触摸原始的手工痕迹，还可以观赏甚至融入传统工艺的创作过程，实现了观赏——了解——体验——购买的行为闭环。朱莉·格拉汉姆曾说：“现代主义、同质化、理性、大规模生产、宏大叙事以及空间，都已经死去。唯有后现代主义、多元共存、权利与欲望、小规模分批生产、本土叙事以及场所才能永生。”创意市集的实质是对时间和空间进行人为的包装，在此过程中，体验行为产生的本土文化价值，为特定空间中城市意象的集聚提供动力。

依文集团深山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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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更新：从人性的角度重新定义公民身份

简·雅各布斯认为，城市的人口密度和差异性的确促进了社区生活的发展。人口多样性与社会包容性之间的密切联系，成为当下各城市争抢人才的价值依据。于是，各城市纷纷展开城市更新建设，以求重塑城市形象。然而，对创意阶层的过分关注，使得城市文化更新的政策难免暗含“精英化”的价值体现。在精英意识代替大众意识的趋势之下，充分认识普通公民的文化权利、重新定义普通公民的文化身份显得尤为迫切。

格拉斯哥市区景观

城市公共领域的建构是以文化活动激活公共空间为基础的，历史上进行城市更新的著名例证是苏格兰的格拉斯哥。上世纪八十年代，格拉斯哥提出“格拉斯哥会更好”的口号，不仅积极鼓励表现主义艺术和文化活动的发展，而且开放新博物馆、打造文化节庆。这一战略在1990年达到顶峰，当年格拉斯哥被命名为“欧洲城市文化”。但是，有数据显示，这项致力于本土文化资源和文化活动开发的战略并未如表象那般光鲜。事实上，这场如火如荼的城市更新运动也难以遮掩城市公民贫富差距进一步迅速扩大的真相，同时无形之中加速了城市的中产阶级化。当城市更新的话语权掌握在精英阶层手中时，对于城市中心区经济繁荣、社会活力、景观象征的追求，会分散对本土居民生活方式多样化、社会交往亲密化、文化消费普适化的基本关照。因此，社会学家普遍认为，国家与公民之间乃至公民彼此之间存在着互惠性的责任，城市更新的过程中的“公民责任”和“公民自豪感”需要转化为促进公民非正式交往的文化设施。基于此，公民可以从人性的角度重新发现彼此，同时重新发现城市空间及本土文化。

结语

城市空间、在地宜居性、城市文化已成为全球文化市场上待价而沽的商品，因此，城市应努力表现出自己是一个充满吸引力的地方。目前，城市空间的象征意义、市民期待、经济繁荣将成为城市竞争的主要目标，本土文化的深刻挖掘、合理利用、融合传承将成为必要的实现手段。本土文化的导入是长期的、复杂的、渐进的过程，体验交互与公民普适将成为必要的价值取向。城市、城市文化及其可能的未来是多么复杂而易变，但我们仍旧对本土文化抱以期待。

END

美  编  |  邢 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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